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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印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楼主#
更多 发布于:2015-04-30 16:34


     《山乡巨变》的故事发生于1955年初冬,这一年的7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主旨在于严厉批评邓子恢等人的右倾,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党内有些干部却像小脚女人一样,不敢放开手脚,对农民的合作化的热情加以鼓励和引导。报告指责这些人落后于现实,甚至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阻挠合作化进程。这样一来,本来是党内关于合作化速度的争论就变成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分歧。《山乡巨变》写的故事到1956年秋季结束,时间跨度不到一年。小说开始时的那年春天清溪乡有个初级社,根据要收缩办社的规模和速度的精神(这是广大农民的要求),初级社没有了,互助组也只剩下两个,其中共产党员刘雨生领导的互助组还想办下去,可是老婆和他天天吵架,说他只问互助组的事情,不问家里的事情,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坚决要求离婚,后来真的离了婚,有的单干户就说,刘雨生搞什么互助组,连堂客都拢不住,他们还为他编了歌:“外头当模范,屋里没饭啖”。另一个互助组是党员谢庆元领导,已经不想干了,随时可能散伙。毛泽东的讲话具体到清溪乡,就是这样的情形。按照主席的判断和号召,那就不是稳定互助组的问题,而是要尽快成立高级社。周立波一着笔,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推出了青年干部邓秀梅,她在参加了县委三级干部后被派到清溪乡领导合作化工作,忙了一个月,就建立了五个初级农业社,全乡四百零九户有三百二十户入了社,超额完成上面要入社户数达到百分之七十的要求。到了1956年双抢后,所有的单干户都入了社,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彻底大逆转,这说明合作化的速度的确过快,它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今天,我们要指责周立波没有看出合作化过快的弊端,没有看出这场自上而下的运动不是顺乎民意,那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只能以他有没有把那个时代的情况客观地表达出来要求作家。如果这样说,周立波是部分做到了。而在当时,有人就说周立波没有写出农民对合作化如饥似渴的愿望,殊不知,这恰恰是作家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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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布于:2015-04-30 16:35






     小说中的清溪乡,在邓秀梅到来之前,已谣言四起。人们纷纷传说不仅农民土地要归公,牛要收归社里,土改时分到农户手里的山林也要归公,就是鸡蛋鸭蛋也要归公,妇女走亲戚也要请假,一时间,人们觉得入农业社不自由。有的农民就把竹木砍掉驮到集市上去卖,有的农民故意把牛摔死。这表明,农民尽管不理解合作化的文件精神,错误相信入社退社自由是虚假的宣传,单干是非法的,认为早晚都要合作化,这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抗拒不了。邓秀梅住到清溪乡农民亭面胡家里,依靠党团员和贫雇农,依靠青年,宣讲入社政策,如土地、耕牛入股,不放心,耕牛也可以暂不入社,自己养,山林暂不归公,这就超过了农民的期望,消除了他们心中的顾虑。许多翻身农民的土地、房屋、耕牛都是共产党斗倒地主老财分到的,在感情上,他们相信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倡导的入社是潮流,自然就半情愿半不情愿地加入了。而国家在政策上各方面都是向入社农民倾斜,小说中菊咬筋那样精打细算的铁杆单干分子人力不够,不能如期栽插双季稻,农业社派劳力帮助他,他一感动,动起了入社的心思。但使他决心入社,还是刘雨生“在肥料方面,石灰方面,政府自然是先尽社里,这是国家的制度。单干的路径会越走越窄。”这番话彻底地动摇了菊咬筋的单干决心,他才决定入社。

    人们都说,《山乡巨变》中亭面胡形象塑造得比较成功,对家人看似骂骂咧咧,实际上疼老婆,怜孩子,在外面遇到什么矛盾,都是竭力调和,是个老好人。不过在我看来,谢庆元这个人更形象。他有农业技术,田里的活样样拿得出手,刘雨田领导的上村的秧坏了,谢庆元的下村秧什么事也没有。他是党员,可有点自私,喜欢吃喝,每次社里批给他一点粮食和救济款,他都要割点肉,好好地吃一顿。这时候,他工作特别尽心。他也想当社长,对社里安排他当副社长有意见,但只要刘雨生对他表示尊重,给他高帽子戴,他也就愉快地积极工作。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不在少数,读者读起来不至于陌生。
《山乡巨变》在写合作化的几部长篇中,爱情的篇幅是最多的,《创业史》中只有梁生宝和徐改霞以及秀兰和杨明山的爱情,可杨明山在作品中始终没有出现,他赴朝参战了,作品中只有秀兰的思念。秀兰和杨明山是娃娃亲,她六岁就订亲给了梁老汉的儿子杨明山,杨明山到朝鲜那年,秀兰才十六岁,这完全是一种包办婚姻,严格地说,不能算爱情。梁生宝和徐改霞倒是有恋爱关系,但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展开,徐改霞就到城市当工人了,梁生宝决定继续在农村奋斗,改变家乡面貌,他们志不同道不合,短暂的爱情就结束了,俩人分道扬镳,改霞在《创业史》中带有相当的负面色彩。
    赵树理在《三里湾》中,也写了玉生和灵芝、有翼和玉梅、满喜和小俊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但处理过于简单,甚至有人说是作品中的败笔,远不能和《山乡巨变》相比。
    在《山乡巨变》中,邓秀梅和家杰因为工作分居两地,他们之间的爱情只能靠通信来表达,丈夫对妻子的爱情在谈工作的信件结尾呈现出来,优美而情意绵绵:“我虽说忙,每到清早和黄昏,还是想你。有一回,我在山上,折下一枝带露的茶子花,不知为什么,闻着那洁白的花的温暖的香气,我好像是闻到了你的发上的香气一样。亲爱的秀梅,来一封信吧,仅仅画几个字来,也是好的。
这是青春的文字,是二三十年代青年人爱情的语言,恋爱到深处的文学青年和知识分子才能写出的情书,是延安文学以来需要批判的小资情调,周立波在建国后还能保持这种优雅,殊为难得。
正当邓秀梅在给爱人回信时,互助合作的积极分子、治安主任盛清明来了,看到邓秀梅的信只开了个头,他觉得“家杰”的称呼干巴巴的,不如“我的最亲爱的”亲切,他还代为写了一段:“因为想你,又不好意思请假来看你,躁得我一天到黑,净发脾气,骂人。刚才还骂了治安主任,叫他畜牧场去跟猪婆子结婚。治安主任盛清明是个好角色,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他本本真真,言不乱发,我自己明白,糟蹋他是太不应该的,我骂得无理,骂得混账透顶了。这是因为我心里想你,一烦躁起来,不骂骂人,就过不得日子。你快快来吧,我的亲人……这段文字妙趣横生,在某种意义上又模仿邓秀梅的思想感情,连邓秀梅也觉得又好笑,又好气。通过此,也表明,邓秀梅的确和清溪乡的干部群众感情上水乳交融,没有距离,一个女强人因此柔化了,生活化了。
    《山乡巨变》中,刘雨生和张桂贞、盛佳秀和符贱庚的感情也表现得较为生动。张桂贞和刘雨生过的时候不怎么收拾家里,又有些自私,就和刘雨生离婚了。可贵的是,周立波对张桂贞也没有标签化,刘雨生是正面人物,是主角,和这样的人物在婚姻上分手,再有表现,那时的文学作品必然会把她作为落后分子甚至是坏分子写死,可《山乡巨变》写她和符贱庚结婚后,也发生了转变。尤其是符贱庚当工人后,她负担起全部家务,还参加社里的劳动,慢慢地变得能吃苦,成为社里劳动积极分子,大家对她的变化都很高兴,开始赞扬她,把她与单干户的哥哥秋丝瓜区别开来。作家也说张桂贞皮肤晒黑了,但脸蛋还是一样地秀气,腰肢还是一样地苗条。尽管作者对张桂贞的变化着墨不多,但也基本可信。比如,她离婚后到了娘家哥嫂那儿,嫂嫂对家中突然多了个人吃闲饭很有意见,言语和行为上不免表露出来,张桂贞只得看着嫂嫂的脸色生活,不得已,人就勤快起来。哥哥先是想把妹妹嫁给城里人,好沾光,后来此路不通,她只好下嫁符贱庚。符贱庚是爱她,什么事都抢着做,可他到了工厂,她只得依靠自己。环境的逼迫,她的劳动从被动到主动,这个过程是真实的。张桂贞离婚时,连李支书也认为这样的女人不能留,终久是个祸害。周立波从生活出发,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看到她本性不坏,认为完全有变化的可能,并描写这一过程,这在当时文坛中,不说是独树一帜,也是极为少见的。
     符贱庚在小说一出场是人穷志短,是落后分子的一员,喜欢与落后分子以及阶级敌人亲密来往,他见美女都爱,见美女就上。他先爱上了清溪乡头牌美女盛淑君。盛淑君积极向上,和党团组织靠拢,是合作化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者,当然看不上他这种近乎下三滥的角色,经过盛淑君和几个淘气姑娘的整治,他只好放弃了对盛淑君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转而追求离婚的张桂贞。盛淑君戏弄符贱庚很有意思,她看符贱庚对自己纠缠不清,就假意约会他,叫他在天亮前到松树林和她见面。符贱庚依约前来,却遭受到早已上树的一帮姑娘劈头盖脸的松果打击。这个情节和浩然的《艳阳天》中一个戏剧性场面相似。高中毕业的农村小资青年马立本痴恋焦淑红,做着与焦淑红约会的美梦,好不容易约好了焦淑红,没想焦父代替女儿赴约,马立本在黑暗中将穿着棉猴的焦父误认为是焦淑红,嘴巴凑上去,却碰到了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得到的是老汉狠狠的一记耳光。看起来,《艳阳天》这个设计还要生动一些,考虑到《山乡巨变》在前,浩然肯定熟读过,他应该受盛淑红戏弄符贱庚细节的启发,而写下了自己堪称经典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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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布于:2015-04-30 16:35
盛佳秀因为男人出外不归,抛弃了她,她和刘雨生都有过不幸的婚姻经历,自然同病相怜,支书李月辉很会工作,他安排刘雨生动员盛佳秀入社,藉此给他们创造互相接触、培养感情的机会。在一来二往中,盛佳秀和刘雨生有了感情。盛佳秀看刘雨生工作忙而清苦,过着“进门一把火,出门一把锁”的生活,她就像田螺姑娘一样,帮助刘雨生收拾家里,做饭做菜,俩人在合作化高潮时,喜结连理。
      小说中盛淑君和陈大春的爱情描写不是很生动,但那种姑娘的矜持和小伙子的高傲还是表现得很充分。
还有陈雪春和盛学文那种青春期的好感显然有恋爱的苗头,作者也有意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开他们的玩笑,使读者感到他们将来必定是很好的一对。综上所述,《山乡巨变》的爱情描写显然是非常突出的。
人是矛盾的,作为一个党员作家,这种矛盾可能比非党员作家更为强烈。在启蒙、人道主义,还有建国后大的方针政策上,党员作家都只能在一个统一的口径上用作品来表达。他们被要求反映时代的主旋律,互助合作时要歌颂互助合作,文革时要突出路线斗争。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山乡巨变》有图解毛泽东1955年关于合作化运动指示的痕迹,其中龚子元这个人物是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小说模式的先河,作品中,说他竭力阻挠互助合作,通过请客的方式与秋丝瓜、符贱庚、菊咬筋、亭面胡、谢庆元搞在一起,煽阴风,点鬼火,拉拢、腐蚀,无所不用其极,山林、耕牛要归公等谣言就是通过他和老婆散布的,秋丝瓜要把耕牛赶出村子卖掉,也是他怂恿的。他老婆还在他的指使下,在牛力紧张的时候,给社里一只水牯的肩膀上来了一刀。他想达到既破坏农业生产,又嫁祸谢庆元的目的。
    龚子元是在小说快结束时落网的,说他解放前是地主兼绸布商人,曾恶霸一方,早年襄办过南县的团防,解放军过江后,他逃离家乡,和姨太太装穷到了清溪乡,不久,又和军统特务联系上了,准备在  1956年庆祝夏收的会上暴动。在他家里搜到了一颗定时炸弹和一把尖刀,以及用国民党党旗包裹着的生了铜锈的十二排步枪子弹,在他家屋后堤沟里挖出了一支九九式步枪,枪托已经快要沤坏了,这样的步枪和子弹恐怕也不能用了。以这样的武器能暴动吗?莫非要效仿贺龙,也来个两把菜刀闹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共产党这时已取得了大陆的绝对统治权,龚子元这点家底,不需解放军和公安动手,民兵就可以搞定。所以,这个剥削阶级要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的路线斗争的描写,是不真实的。这种写作方法在《艳阳天》里不仅被复制,而且变本加厉。
     《山乡巨变》是一部自觉用母语方言写作的文本。周立波是湖南益阳人,早年在家乡勤勉读书,后为了革命,离开家乡。为了写作《山乡巨变》,他1954回到阔别多年的益阳,1955年,他又把全家从北京搬到家乡。《山乡巨变》很大程度上是在益阳完成的,他一边参加合作化运动,一边写作。无论是语言,还是书中的人物都出自脚下的那块土地。像“很四海”(大方)、“崽女都还债”(儿女有本事,孝敬父母)、“地生”(风水先生)等方言,显示出浓厚的地方色彩。令我感兴趣的是,老周的这个作品中很多方言和我们安庆是相同的,如形容孩子大哭的“嚎哭”,还有“衫袖”、“窠桶”(安庆人还有“摇窠”之说)、“腰篮”(安庆人还有“腰箩”之说)、“少陪”(和客人在一起,有事要先行离去的客气话)等,看来湖南益阳的方言和安庆比较接近。为什么是这样呢?会不会是湘军进入安徽,尤其是在安庆和太平军拉锯式进行了多年战斗,以致两地文化和语言有某种程度的融合?这些语言昭示了了解的路径,如有人在这方面研究,那是很有意义的。
书中的谚语:“有钱四十称年老,无钱六十逞英雄”、“叫花子照火(即烤火),只往自己怀里扒”等,也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我是一个参加过不少农村集体劳动的人,对老周在这方面的描绘很欣赏。像:
将近中午,太阳如火,田里水都晒热了。人们的褂子和裤腰都被汗水浸得湿透了,妇女们的花衣自然也没有例外,都湿漉漉地贴在各人的背上。她们拖着草,互相竞赛,又打打闹闹,快乐的精神传染给后生们。他们也说笑不停。但是,上头太阳晒,下边热水蒸,人们头脸上,汗水像雨水一样地往下滴。不久疲劳征服了打架,都不笑闹,也不竞赛了,田野里除了禾束扮得扮桶梆梆响,镰刀割得禾杆子的嚓嚓声音以外,没有别的声音了。
     这是南方水田双抢时集体劳动的情形。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如今在乡村已见不到了。刚刚包产到户时,还有几家在一起农忙时协作劳动的场面。随着劳动量的减轻,如只要割稻穗,不需除草和车水,互相联合收割乃至其他方面的联合,已没有必要。今天现代化的方便和进步,使得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单干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就如修水利、筑堤坝这样大的工程,也无需过去的肩挑手提,可以交给挖掘机,要么是国家拨款,要么是每户出点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如今,有的地方土地开始向种田大户集中,不掌握土地的人或外出务工,或给种田大户打工。我是赞成土地流转的,因为它为完全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创造了条件,使得劳动力从农业中彻底解放出来变为可能。但不管怎样,农村类似当年合化作的做法不会重演。我想,我们的后代对合作化题材会越来越陌生。《山乡巨变》记录了那个时代,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户。而书中书写的爱情和那些方言依然闪闪发光,历久弥新。只是今天年青的一代只知海派清口周立波,而不知作家周立波,用“周立波”在互联网搜索网页和照片,也基本上是滑稽演员周立波,真是令人遗憾。
 
①周立波著,19586月北京第1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同上,第503
③同上,第252
④同上,第251
⑤同上,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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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5-04-30 16:46
贺友直,中国画坛的“山乡巨变”

贺友直,上海画家、连环画泰斗,日前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中国美术奖”是中宣部批准设立,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并由中国美协承办的国家级美术最高奖,含“创作奖”、“理论评论奖”、“终身成就奖”三个子项。对于此次获奖,近90高龄的贺老十分宁静,也很满足。 是英雄不问家世 贺友直,1922年11月生,浙江镇海人。史书载,浙江文人的祖先迁移自北方,带着北方人的倔强和奋争精神。镇海本沿海一焦山,那儿的先祖落脚后,以其韧性镇海造田,成就了这个宁静小镇,让人们为艺术而生。所以那儿的商人与艺术家大都有宽宏的心怀和大美的心境。小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得早,贺友直寄养在浙江农村姑妈家里,直到1937年小学毕业,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1937年贺友直小学毕业,这年爆发抗日战争,因为父亲失业,贺友直失学了。1938年,贺友直来到上海,先在亲戚开的小铁工厂做工,后到印刷厂当学徒,由于一点小事被工厂开除了,又到乡下当小学教员。还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一年兵。八九岁时,贺友直就开始喜欢画画,在学校里美术课成绩是最好的。之后他的画画兴趣一直没有减退,即使在当学徒的时候也偷着用印刷油墨瞎涂。在旧社会,像贺友直这样的人,想正规地去学画根本没有条件,要从事美术工作就更难了。美专的学费非常高,没有高中文凭进不去。贺友直画连环画是从解放后开始的,那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觉得这是混饭吃的一个门道。1952年贺友直参加工作,先到新美术出版社,后来新美术出版社合并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退休。 《山乡巨变》,连环画坛伟大的转折 贺友直进入美术界30年来,大约画了五六十本连环画,有好几千幅,如果再加上插图画稿等,恐怕有上万幅了。正如贺友直自己所说:“我从事连环画创作以来,画的东西不少,中间有一转折点,或者说是一个飞跃,就是创作《山乡巨变》。”画《山乡巨变》以前贺友直什么都画,好处是实践的机会多,接触的题材广,逼着你对不同的题材用不同的方法来表现,一定要在表现的手法和技法上去摸索些新的门道。但弊端是:什么都画,精力分散,五花八门,很难形成自己的风格。贺友直在《山乡巨变》里的转折和飞跃自有其内因和外因。《山乡巨变》表现的是江南农村,尽管它是湖南的,但与贺友直曾经生活过的浙江,很多地方甚是相像,那些人物也是贺友直熟悉的,对表现那些人物身上曾经的过往,以及从旧到新的变化过程,贺友直很感兴趣,捉摸得准。尤其原作者周立波写得很细腻、很风趣,这跟贺友直的性格、艺术趣味比较接近,这是内因。1959年上海集中了一批人画历史画,其中有很多画中国画的老先生,在这以前贺友直很少接触中国画,也不感兴趣,后来接触了这些老先生,受了他们的影响,同时建国十周年时出了大批好书、好画册,贺友直从中得到不少启示,这是外因。
《山乡巨变》连环画
《山乡巨变》一共画了三稿,第一次推翻,第二次又推翻,第三次才定下来。第一次画的稿本是有明暗的,画好以后,贺友直自己也觉得画的这个东西不像周立波的原著以及在湖南农村所感受到的情调气氛,领导那里当然也通不过。于是贺友直再到湖南去了几天,跑回来又画了一遍,还是不行,很苦。后来贺友直感到老是自己关起门来苦思冥想不行,于是看了些中国传统绘画:《清明上河图》、《明刊名山图》、《水浒叶子》等。贺友直发现《清明上河图》的视平线在画的外面,是俯视的,看见的东西多,适合于线描表现。而贺友直原来用的视平线很低,是仰视的,前面一个大人一挡,后面就没有东西了。从陈老莲的画中,贺友直又学习到了衣纹处理,试着用白描的方法画了几张,请领导去看。贺友直谦称自己算不得千里马,领导却有伯乐的眼力,一看这几张铅笔画稿马上就肯定下来了,说,你就照这个路子画,这样画对头。正如贺友直所说:“后来才懂得连环画表现一个文学作品,除了表现主题思想、人物思想感情以外,还要表现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艺术语言,能不能充分表现你对该作品的感觉。我用白描和这样的构图处理,把湖南农村那个时候的面貌,那个时候的人所给我的感觉,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了,算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搞创作会有这样的怪现象,按理说应该先有认识,然后出来作品,但有时是作品先出来了,以后才慢慢领悟,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 有成就不摆姿态,不作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现实主义艺术兴盛时期。现实主义从艺术上讲就是把平民塑造成美神,贺友直的《山乡巨变》,一则是他技艺的成就,二则山乡本是中国农民的去处。农民在解放前是什么,巨变以后变成什么,在贺友直的画里如此清纯传神。白描本是画仕女、贵人的,贺友直神笔借花献佛,农民成了他画中的圣人,这是贺友直对中国连环画的伟大的创造和想象,难怪连吴晗这样的大史学家也赞美连环画与史学一样有存在的历史价值。现实主义艺术兴盛的必然结果预示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如外国大理论家预示,如此勤奋的中国人,会创造世界的神话。开放是中国第二次山乡巨变,而今贺友直获终身成就奖是美术界的又一次山乡巨变。
贺友直说:“画连环画就是画连环画。好几年前,有两位理论家采访我,说要写一篇关于我的连环画创作。我把资料整理给他们,隔了好几年文章也没有写出来。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痛苦了,你们想把连环画拔高没有必要,连环画不像中国画有什么艺术观、哲学观。连环画就是连环画,连环画创作靠改编,作者的世界观和理念已经在他的创作中解决了,连环画家能做到的,就是靠你的生活底子,加上肯用功夫,把文字中没有提到的事补充得更加丰富,你能达到这个要求已经不错了。你一定要把连环画拔得那么高,像抽像画那样前卫、后现代的,对于这些我讲不清楚,我没有这个水平。’我自已心里明白,我只有小学毕业,没有经过专业学堂的学习,理论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去把连环画艺术创作讲得神乎其神,我只觉得我是画连环画的料。文革结束,荣宝斋要我这位连环画家画中国画,这是赚钱的活,同时朵云轩也要我画扇面。不是我装清高,不要钱,画中国画的稿费比连环画高多了。但中国文人画里画的人物:李白、杜甫、《红楼梦》里的人物,还有钟馗是现实中没有看到过的,而且画中国人物画必须有文学和古文化的修养,我没有这个水平,我没有读过唐诗宋词,文化水平又不高。所以从这方面说,我只能画上海小市民、弄堂里的生活,就是这些也要画出情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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