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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伯之亡”看人才选拔

楼主#
更多 发布于:2016-05-10 10:39
■刘江

 司马光按照才德之有无、相胜的关系,将人分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将复杂的人性作了过于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评价人物显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马光对德的强调并不为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春秋末期,晋国国势转衰,韩、赵、魏、范、中行、智等六卿掌控军政大权。公元前497年,智、韩、赵、魏四家结盟,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当时,智氏实力强于韩、赵、魏,最终反被三家打败。按司马光的观点,智氏之亡,肇端于智瑶(即智伯)被立为继承人。
 《资治通鉴》记载,智宣子将立其子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极力劝阻,认为智瑶虽有五方面的贤能,却行之不仁,并断言“如果立智瑶为后,则智氏一族必遭灭亡”。智宣子不听其言,仍固执己见,为后来智氏败亡埋下祸根。
 紧接着,《资治通鉴》又选取赵氏立后之事作为对照。赵简子(即赵鞅)有二子,长子名伯鲁,幼子名无恤。赵简子不知该立谁为后,于是分别授予两人书有训诫之辞的竹简,以为测试。3年后,赵简子问两人是否还记得竹简的内容,伯鲁早已忘得精光,连竹简也找不到了,而无恤则将训诫之辞熟记于心,脱口而出。赵简子问及竹简何在时,无恤当即从袖中取出进上。赵氏二子孰贤,判若分明,于是赵简子立无恤为继承人(即赵襄子)。智、赵两家在选立继承人的问题上一暗一明,影响了两家乃至晋国的历史命运。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掌控晋国朝政。一次,智伯在与韩康子、魏桓子的宴会中戏弄韩康子,并侮辱其相段规。家臣智国劝其切勿与人为恶,以免招致祸患,智伯不听其言。此后,智伯向韩康子索取土地。段规认为智伯好利又刚愎自用,建议韩康子顺从其要求,一方面以求自保,另一方面促使智伯贪婪之心膨胀,变乱必生。
 果不其然,智伯在得到韩康子的土地后,又无故向魏桓子索地。魏桓子之相任章也主张满足其要求,并认为智伯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恐惧不已,正是助长智伯骄横轻敌之气、联合诸大夫的大好时机。智伯并不知道自己正引火烧身,又向赵襄子索地。赵襄子不允,智伯一怒之下联合韩、魏两家攻赵,赵襄子只得暂避晋阳。
 晋阳是赵简子在世时一招未雨绸缪的妙棋。他曾派人驻守此地以为保障,并告诫赵襄子:有难之时,勿嫌晋阳路远,一定要来此地。赵襄子逃到晋阳后,智伯率领的大军随之而来,将晋阳城团团围住,并引水灌城。智、韩、魏联军胜券在握之际,智伯身边的谋士却注意到韩康子、魏桓子面无喜色,预言韩、魏必反,因为赵若亡,韩、魏必不保。智伯听后,将原话转告二人;二人拒不承认,智伯竟然信以为真,不去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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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布于:2016-05-10 10:41
  此时,赵襄子暗中派人与韩、魏谈判,晓之以唇亡齿寒之理,最终三方结盟。赵襄子使人决河堤,水淹智伯军,韩、魏于军中策应,与赵军夹击,致智伯大败被杀。
 在对此事发表的史论中,司马光从才德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智伯之亡,即是“才胜德”。追根溯源,在于智宣子选立继承人时没有处理好才与德的关系。在才德关系上,司马光一向以德为重。早在宋仁宗庆历五年,司马光便写过一篇《才德论》,提出“为国家者,进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虽然才、德各有其用,但德是手掌、才为手指,“掌亡则指不可以用矣”。
 至《资治通鉴》论智伯之亡,司马光对才、德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他说:“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不再是各有其用,而是以德统才,才与德的关系已是高下分明。司马光还按照才德之有无、相胜的关系,将人分为四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以现代观点来看,司马光将复杂的人性作了过于简单化、标签化的处理,评价人物显然不可落入非君子即小人的窠臼。但司马光对德的强调并不为过,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理想的情况当然是选拔德才兼备之人,但很多情况下,当管理者不得不面对选择时,就需要考察主事者是否具备敬德爱才的特质和智慧,避免“蔽于才而遗于德”。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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